汇丰不可或缺的人物
话说香港总行的买办
镇海·蔡小军
早期西方人来到中国,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所以必须要找到熟悉外语和精通商事的中国人来帮助其扩展业务,这样的中国人即称之为“买办”。一个理想的买办,他可能需要具备如下条件:
其一,此人要熟悉外语和中外商业常识,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或一定的影响力;
其二,此人了解中国的法律,与官方及各种地方势力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
其三,此人具有一定的资产实力,而且必须要有好的信用和名声,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担保人。因为他在执行职务时,将会直接管辖大笔钱财。
其四,此人必须熟悉中国商界的情况,对各种来往商号的情况能够了如指掌。
……
早期来到中国的各国洋行,每一家都毫不吝啬的开出最优厚的条件,希望能请到最有能力的买办,并给他们充分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去拓展洋行的生意。洋行设有专门的买办账房(也称华账房),其华人职员往往都远远超过洋行老板方面的人数。后来当外商银行进入中国时,也是按照如此章法行事,汇丰银行亦不例外。
汇丰银行在香港成立之初,它的股东名册中就有六名华人,据说都是买办身份。而汇丰银行总行及各地分行所雇用的买办,也几乎都是一些非常有能耐的“神通广大者”。
汇丰银行香港总行的第一任买办是罗伯常(任期1865-1877年),他出生于广州黄埔的买办世家,在汇丰成立之时,就有股份。对于罗伯常的详细情况,目前已无从知晓,但见有一份他在1877年2月5日去世前两天立下的遗嘱,方知他财产非常庞大,拥有很多钱庄、金铺、商号及保险公司的股票。
第二任买办罗鹤平(任期1877-1892年),他继任了父亲罗伯常的职位。依靠家族的余荫,他得到了汇丰银行的更大信任,并经常以保人的身份介绍钱庄向汇丰借款,而在其所介绍的钱庄中,他又以老板的身份转身将借来的款项再进行投机活动。通过这种双重身份,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罗鹤平在广东的官场上也能力非凡,他经常出入广东总督的衙门,并以罗寿嵩的名字捐了一个候选道台的官衔。1886年汇丰总行经理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粤语翻译称“昃臣”)为了方便与清朝衙门打交道,居然也通过罗鹤平捐了个三品顶戴,此事虽然荒诞,但足见这位买办的能力实在是非同寻常。另外,1883年和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次向汇丰银行进行的广东海防借款,也都是通过罗鹤平的媒介。
1892年罗鹤平在投机活动中彻底失败,在留下近130万的欠债后潜逃,不知所踪。他的破产,曾拖倒香港和广州的许多钱庄商号,甚至让汇丰银行都不得不动用300万元的准备金,去填补这一年的营业亏损。
第三任买办是刘渭川(任期1892-1906年),第四任买办是刘泮樵(任期1906-1912年),这两任买办都来自广东香山(今中山),而且这两人还是亲戚,他们在香港有着庞大的家族势力。香山靠近澳门,是买办辈出的土地,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太古洋行买办郑应观均出自此地。
第四任买办何世荣(任期1912-1946),原先是沙逊洋行的买办,他是香港超级富豪何东的养子(由其弟何福所生),也就是今澳门首富何鸿燊的伯父。他初出任汇丰买办时,乃由其养父何东提供了30万元的担保金。仰仗家族的显赫背景,他在30年的买办生涯中游刃有余,但在日本占领香港后,却饱受日本人的虐待和摧残,在1946年病逝,其买办一职由原第二买办唐保宗接任。1953年,唐保宗去世,买办一职由李纯华接任。 |
在二战以后,买办制度逐渐过时,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障碍已不复存在,英文已在香港普及,更重要的是汇丰也已撤离大陆,而香港与海外的做生意方式已经基本混同。1960年,“华人经理”之名取代“买办”称呼,李纯华既成为汇丰第一任华人经理,也是最后一个买办。1965年,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从此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