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 战 时 代 最 珍 贵 的 历 史 影 像
江南听雨轩按：此幅照片长卷庄严肃穆，真实、清晰的记录了1937年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的历史影像，凝聚着中国军人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决心，以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崇高信念。站在最前排的是蒋介石、戴季陶、吴稚晖、陈诚、冯玉祥、白崇禧、黄绍竑、孙连仲等军政要员，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密密麻麻的数千位训练团军官（皆为国民党团长以上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华的国本、民族的脊梁，很快各赴前线战场，守土尽责、为国尽忠，还有更多的人在八年抗战中义无反顾的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具历史价值的珍贵影像，也见证了一个苦难时代的民族意志和坚定决心。
庐山军官训练团之历史背景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创了国民党举办大型军事训练的先河。从1933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庐山成了国民党练军兴学的“圣地”。
庐山军训团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成立目的起初是对付红军，但后期目标转向抗日，1934年举办的庐山军训团，蒋介石已较少提及中共，其主要目的在：对军官进行民族精神的灌输和对日战争战略、战术的研讨，强调士兵抗战的精神锻炼。
军训团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军事骨干，据统计，庐山各类军训团至抗战为止，共训练各级军官2.5万人。
1934年，蒋介石要求“养成士兵独自作战之精神与能力，以及养成敌忾心，即使其官长死伤时，其士兵亦能独自应战。”陈诚也在1936年庐山训练时说：“如果说日本容易打，固属欺人之谈，但如果说完全不能打，那也是我们绝对不能相信的事。”
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显示，此时蒋介石手订的训练任务是:“唤醒中华民国之国魂，继承中华民族之道统……训练官兵，统御所部，奠定我军人救国保种千古不磨之事业。”这期间，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数十篇对日秘密演讲，要求学员时刻准备作战，强调：“我们对外作战……从此时此地起，随时随地要战胜敌人，无时无地不是在和敌人作战。”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1936年至1937年，红军已大转移，国共开始秘密和谈，国民党地方派也鉴于民族危机，大体弭兵言和，举办庐山军训团的直接目的已相当明显，即为培养抗日干部而作准备。
至1937年7月庐山训练时，每天都有师长、军长级学员在蒋介石和陈诚的一番鼓励鞭策后，于军乐声中开赴战场，气势雄壮，感人至深。军训团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不计其数。
1937年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共举办过两期，在第二期中更是有共产党也加入其中，共同训练。以下是庐山军官训练团1937年训练日记：
5月27日，蒋介石抵庐山，筹划本年暑期训练事（也称“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决定调集全国军官师旅长以上人员（在“剿共”区域部队调团长以上军官）、各省县党部委员、专员、县长、警察局长、民政科长、教育局长、中学校长等到庐山受训。训练团分两期举办，每期约四千五百人。
6月4日，陈立夫、邵力子、潘公展等抵庐山，筹备训练团事宜。
6月20日，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抵庐山，奉命担任庐山训练总队长。
6月21日，刘云、陈又新、李觉、郭忏等抵庐山，担任训练团教官。
6月22日，军政部次长陈诚上庐山，担任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团长仍由蒋介石自兼。
6月27日，蒋介石赴训练团，召集大队长以上官长训话，题为《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
7月1日，训练团开学。训练在海会寺和牯岭两处同时举行。全团设军事、党务、教育、县政、警政、军训、政训、童军、新运九个组。
7月5日，蒋介石在牯岭出席训练团总理纪念周，演讲《救国教育》。
7月8日，蒋介石出牯岭，赴海会寺。同日下午，卢沟桥事变消息在牯岭传开。
7月9日，训练团补行开学典礼，蒋介石出席并讲话。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此庐山演说发表后，极大的鼓励整个中华民族，使抗战精神为之一震。
7月18日，蒋介石出席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并讲《建国运动》。同日，参加庐山谈活会的部分人员赴海会寺，出席训练团毕业典礼。
7月20日，蒋介石下山返南京。
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致电：暑训团（题为《本团的使命与各人的责任》），指出外患日深，敌寇侵略不止，已经到了不能不牺牲的最后关头，要求受训学员“肩起非常时期卫固御侮的责任”。同日，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陈诚在会上宣读蒋介石的来电。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训练团奉命继续进行训练。
8月下旬，第二期学员毕业。各学员立即回归原单位，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庐山训练至此终止。
从庐山训练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关于御侮图存几个要诀的基本思路，在日后抗战的具体实施中都大有贯彻。也可以说，庐山集训奠定了国民党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基础。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高传珠
牛新元 王炳毅
香港作家唐人的名著《金陵春梦》,写得是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半生。读过《金陵春梦》的人们，会知道书中提到过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高传珠，但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高传珠就是解放后任南京药学院外文教授的高晶斋先生。
高传珠，字晶斋，山东省惠民县城东关人。解放前，他家开店铺，有土地近20亩，家境较富裕。高传珠聪颖勤奋，从惠民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赴济南读高中，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期间，经路有余介绍加入国民党，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统治宣传和声援京沪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活动。
1923年春，高传珠赴莫斯科留学，就读于中山大学。与杨尚昆、伍修权、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以及蒋经国、邓文仪、贺君山等是同学。高传珠魁梧英俊，为人正直，学习出类拔萃，不久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同学们成了比较要好的朋友。
留学回国后，高传珠来到北京成了家，以搞翻译和出书为生。1930年，经何思源介绍进入国民中央政府，先任内务部高级职员，后经贺君山等引荐，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秘书。由于高加入国民党较早，与蒋经国的关系甚好，才识渊博、提笔成章、活动能力较强，因而蒋介石对高颇有好感和器重。
高传珠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秘书,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欧洲考察特派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设计委员等高级职务。由于他是北方人，凡有北方军政高级人物或他们的代表到南京晋见蒋介石，高传珠均参与接待。蒋介石为了拉拢北方要员和将领为其效忠，凡前来晋见者均得其馈赠银元一千到两千不等，由高传珠负责办理。他奉命行事，借此结识了不少要员和将领。
高传珠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作为非常钦佩，暗地里做了许多有益于我党的工作。1935年初,蒋介石实行“文化围剿”，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高传珠有过几次接触的山东同乡、知名作家聂绀弩，在上海参加左联我地下党组织的一次秘密会议时被中统特务逮捕，危在旦夕，高传珠得知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赶紧向侍从室主任钱士钧打了招呼，钱士钧抹不开面子积极通融，聂很快得到释放，幸免一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国民政府还未得知，高传珠奉宋美龄旨意，自南京坐火车去西安，随身带了不少供蒋介石在西安过50岁生日的物品和重要文件。在徐州停车时，高传珠发现气氛非常紧张，并听到人们“扣了，扣了”的议论，经打问，才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监禁了。高传珠进退两难，只好在徐州暂住，很快接到了宋美龄召其速回的急电。
此时，国民党内部乱了套。亲日派头目何应钦极力主张出重兵和飞机直捣西安，妄图借机挑起内战。高审时度势，坚决站在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一边，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同年12月17日，孔祥熙、陈果夫、陈立人在中山陵召集秘密会议，与会的有吴忠信、张治中、戴笠等等，高传珠负责会议记录。会上，戴笠建议立即派杀手处死何应钦，因与会人员都认为不妥未被通过，只同意了戴笠提出的派军统特务暗中监视何应钦的建议。会议责成高传珠，紧急电告各地要员、将领：顾全大局、不捅乱子、稳住各地，以谈判和平解决为上策。高传珠一一通电，陈说利害，对稳定当时局势、避免内战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宋美龄、陈果夫等高度称赞。“西安事变”通过我党全权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蒋介石在被迫之下，勉强接受了我党和张、杨将军共同提出的“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主张并被释放。蒋介石回到南京，耳闻高传珠在这次事变中起的作用后，对高慰勉有加，更加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委任高传珠为接收人员，来山东接收敌伪财产和物资。接收过程中，高传珠下属同为山东人的邢希谋因收一染料庄贿赂的两千银元被省府查办，高传珠积极保释受到牵连，被省高等法院关押审查，直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高传珠被我军从监狱中释放，独自住在济南后油坊街。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高传珠被我华东局派专人送回南京与家人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高被分配到南京药学院担任俄文、英文教授。他高度敬业、勤勤恳恳，在倾心教学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少年先锋队组织与训练》、《辩证法》、《贫农的儿子》等外国著作，为解放初各界的学习和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中，高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文革”期间遭罪更多，而他在逆境中仍勤奋学习和工作,忠贞不渝地拥护我党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得以平反。他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承担起全国医药系统出国预备人员的英语培训，并积极辅导本院教师们的英语学习，还担任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民革委员，深受爱戴。高晚年离休在家后，为祖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统一，但因疾病缠身而未遂愿。1985年5月中旬，高传珠因病辞世，终年82岁。
——原文摘录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