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通 商 银 行 之 伊 始

江南·听雨轩

       自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日、俄等国列强相继侵入中国，在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同时，更不断要求清政府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和内地市场。侵略者的触角从沿海口岸一直伸展到长江流域及东北、西南腹地，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基地。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扩张，外国洋行遍地开花，而适应贸易需要的国际汇兑结算和通融资金等金融业务也次第繁忙起来，于是外国银行也开始蜂拥而入。最先进入中国的是1845年的英资丽如银行，至本国银行业出现之前，各国在华外资银行已多达近二十余家。这些外国银行，非但操纵中国经济、垄断国际汇兑业务和国内金融市场，并通过大量贷款来掌控清政府的财政命脉，从而强有力的干预中国政治。这些事实和教训，也使得国内各界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自办银行的重要性，纷纷提出自办银行的倡议和计划，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中国通商银行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中国通商银行乃我国新式银行之嚆矢，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由而奏请设立的，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该行属官商合办之性质，资本总额500万两，至1932年“废两改元”时改资本为国币700万元。总行上海，并广设分支行处于国内各大商埠。其初期英文行名为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华帝国银行），俨然如国家银行之性质。

      通商银行创立之时，拟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议分5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股份中，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资本的2/5；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投资10万两和5万两。以上几笔已达200万两，约占当时实收资本的80%。其余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此时，中国无银行法令及成规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办理。设总董张振勋、刘学询、叶成忠、杨文骏、杨廷杲、施则敬、严信厚、朱佩珍、严滢等9人，以严滢为驻行办事总董。由盛宣怀督同各总董议订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商款商办，官但保护，而不管事。并借重外才，征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伦为洋大班，沪上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藉以融通中外金融。

       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进入民国后，该行成为纯粹之商业银行，英文行名则改为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商业银行），但仍位居国内商业银行之首，在中国金融业中向属领袖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