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金融风潮”
记上海中国银行的抗“停兑令”
（镇海） 蔡小军
一、山雨欲来——北洋政府之停兑令
进入民国以来，中国政局屡加变故，北洋政府之财政亦入不敷出，其局面常是“唯有向银行借款方可度日”。民国四年（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12月云南起义，贵州、广西等诸省随之响应，并相继宣布独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氏被迫撤销帝制，但仍计划以武力镇压西南，藉以维持其北洋系的原有势力。战争第一前提的就是钱，再加之袁氏在称帝前后亦耗资颇巨，所以如何筹钱乃是北洋政府首务之急。
为此，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密策划合办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两行各地分行之所有库存现金约1000余万元以备急用，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当时，交通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约达3729万元，对政府之垫款高达约4750万元；而中国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约达3845万元，对政府之垫款约1204万元。
同年4月间，交通银行京、津、沪三分行已无充分之准备金，陆续出现存户提存和挤兑钞票之情形。继而，政府拟发行不兑现钞票消息外泄，京津两地市面恐慌，群起向中、交两行挤兑，政府在束手无策之下，悍然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和存款止付现银的政策。5月12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停兑令》，规定：“自即日起，所有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各省地方均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此令一出，也间接宣布了北洋政府财政与金融的破产，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与停兑风潮。
二、中流砥柱——上海中国银行之对抗
5月8日，中、交两总行曾密令中国、交通上海分行迁往租界外的南市十六铺地区营业，两分行均曾电询迁移之原因，但未有回复。12日清晨，上海中国、交通两行同时接到其北京总行转来国务院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上海交行次日即登报公告遵令停兑。
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理张嘉璈等人经再三考虑及协商，认为银行决不能停兑，若按照命令执行，则银行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希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崩溃。宋氏甚至表示：“官可以不做，钞票不能不兑现，钱来自老百姓，还要还给老百姓。”随即核算出沪行所存现金准备，约占发行总额及活期存款数额的六成以上，可以应付挤兑及提存风潮，纵有不敷之数，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于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照常兑现、付存，并与沪上各金融家等密商对策，采取如下措施：
一、12日，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开会议决五项办法：“1、上海中国银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2、本行所有资产负债，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账之权；3、将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4、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5、将来各商家设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议。
13日，股东联合会登报公示，并由英国律师古柏和日本律师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后，再具函全权委托原经理宋汉章、张嘉璈照常主持营业；英国律师葛福来代表存户致函宋、张二经理，要求“将存款及钞票准备充足，照常兑付”。
二、由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常务董事蒋抑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控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副理有损害彼等权益行为，要求法庭阻止。如此行之，其目的是：在诉讼未判决之前，北京当局不能撤换现任经副理，以便宋、张二经理能够顺利执行预定之计划。
三、12日晚，由上海中行襄理胡善登联络银钱业，委托代兑钞票事宜；由沪行提供现款存放于代兑之南北各钱庄，每家现洋5000元；同时也委托各外商银行代兑，每家各存现洋数万元；这样可以分流挤兑人群，藉以维持钞票信用。
三、风平浪静——挤兑风潮的平息
5月13日，市面在得知“停兑令”后出现极度恐慌，当日挤兑者即有2000余人，势如潮涌、蜂拥而至，在中国银行门口喧扰不堪，使得巡捕房也不得不派人维持秩序。第一天上海分行共兑出57万元。
14日周日，银行原本停业，但为安定人心，特破例宣布开门半日，但当天挤兑人数仍有2000余人，秩序一度混乱。
15日，上海分行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以表歉意。是日各外商银行经理开会议决，一致赞成协助上海中行至必要之限度。华俄道胜银行以现洋50万元接济中行，并致函各国领事团转报驻京各国公使团。消息传出，人心稍定，该日挤兑人数减为400余人。14、15两天共兑出70万元。
16日，英、德、法领事馆接到北京公使团赞同协助中行之复电，该日挤兑人数减至百余人，兑出27万元。17日，情势已趋缓和，兑出13万元。各银行收到沪行钞票，随时即用出，并不持往中行兑现，市面流通情形逐渐恢复正常。至5月19日，挤兑风潮平息。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又是对外贸易的第一口岸，上海中国银行如果遵令停兑，势必会进一步引发全国性的金融风潮，这对各中外银行及中外企业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抗“停兑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并最终取得胜利。之后，南京、汉口、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分行也相继仿效，使得东南金融得以保全稳定。相反，北京、天津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遵令停兑后，整个市面商业停顿、物价暴涨，从而引发更严重的“京钞风潮”，纸币跌至五六折，并延续十年之久。
上海中国银行在抗“停兑令”之前，其上海地名券（简称沪券）的发行额为400余万元，约占中国银行总发行额的10%。抗“停兑令”事件的成功，自此也使得上海分行的信誉深入人心，沪券的发行量和流通区域迅速扩大，逐年递增，至1920年发行额达到1220万元，约占中国银行总发行额的20%，而且逐步改变了由外商银行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局面；至1928年底，沪券发行量达到11195万元，约占全行总发行量17230万元的65%，而且沪行的资金运用与调拨，早已遍及华东和华中各省。
四、吉光片羽——兼谈早期中国银行上海地名券
中国银行诞生于上海，同时也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分行。上海分行早在1912年仓促开业时，即以发行利用大清银行兑换券改造的中国银行“李鸿章像券”，随后发行的便是“黄帝像券”。中国银行上海地名的李鸿章像券、黄帝像券，就其档案显示曾发行过很多次（实物均有数种签名），此外沪行还是最早推行领券制度的银行。
就常理而言，中国银行李鸿章像、黄帝像上海地名券发行为数既然不少，应该会留存下来比较多的钞票实物。然事实却完全相反，这些钞券非但存世难觅，甚至可以用“吉光片羽”来形容亦不为过。
回顾历史，深层次的来加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答案，这与抗“停兑令”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自“停兑令”颁布后，京、津等分行拒绝兑现，而上海分行则维持兑现，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将黄帝像的其它地名券涂改成上海地名，藉以来上海冒用；甚至连作废或之前早已停兑的云南、四川、广东各地名券亦有纷纷涂改来冒用者。从今天的实物而言，包括之前某些拍卖行曾拍卖过的上海地名“黄帝像”券，几乎都是昔年的伪改地名券。笔者曾经过研究，这些伪改券的原本地名大抵以北京、云南、四川及广东等4种为主。这种伪改券之冒用等情节，在中国银行行史及其他档案中均有详尽之描述，甚至一度成为沪行的一大困扰。
1918年，上海中国银行开始发行民国七年版的上海地名券，同时也将原有的李鸿章像券、黄帝像券等旧券彻底加以收回。这种七年版地名券仍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其最大的特点是：其一，上海地名券与其他分行的地名券颜色完全不同；其二，是钞票的底纹内均印有大量“上海”地名。这种措施，完全是用来针对伪改券的困扰，事实上也起到标本兼治的杜绝作用。
中国银行上海地名的李鸿章像券和黄帝像券，是中国银行钞券系列中最为难找、珍罕稀有的品种之一，值得珍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