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袁世凯像券

    在中国银行的纸币中，有一套著名的“袁世凯像”券，这是集钞爱好者广受青睐的名誉品。但这套纸币并未正式发行，其前因后果亦颇为值得介绍。

    民国三年（1914年）初，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明知中国银行所存钞券甚多、无须印制，竟瞒过中国银行，串通制用局局长徐恩元，由徐出面向美国钞票公司私自订印中国银行的壹圆票1亿张，其用心诚不可问。

    3月5日，周自齐批准了徐恩元上呈的印钞报告。3月20日，财政部函告中国银行：“以后贵行如需用一元钞票，尽可向本部拨用，务希勿再订印”。

    公文往返之后，中国银行于4月3日函复拒绝：“查本行钞票向系本行与承印人订印，凡现在行用者除将原订大清银行钞票改印外，其花纹式样实已渐归一致。前奉大部制行字833号函称各节，在本行以为此项一元钞票一万万张事前并未与本行接洽，当不至印有中国银行字样，兹奉覆示均有中国银行宇样，实出本行意料之外，况花纹式样又与现在本行行用者不同，是歧之又歧，将来中国银行兑换券永无一致之日，本行不无疑虑。且此项一元钞票印本既钜（笔者注：其中包含经手人回扣，印价当然高了），行用亦尚不需此数，碍难遵照大部制行字第833号公函办理”。

    周自齐自知理亏，批道：可由币制局与银行面谈，不必复函，免有误会。财政部派出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币制局总裁梁启超、制用局长徐恩元，前来与中国银行总裁汤睿“会议”。在如此“磋商”下，汤睿不得已开单，壹圆券照印5000万张，其余5000万张改为伍圆、拾圆、伍拾圆、壹百圆四种，由会议“决定”。美钞公司以印费照旧，遵照改印。

    民国四年（1915年）4月，该项钞票装船运华，在日本函馆洋面沉没，该批3，500万元只捞获少数，因此形同废纸，不能发行。所余5.65亿元钞券分存财政部及中国银行库房内，空占库容，诸多不便，后于民国六年（1917年）间销毁。

    该项钞券印费共计英金25万余镑，折合银元300万元，付之流水，虽然外界都有怀疑，而周、徐等人“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如此政府，怎能不垮。

    这套“袁世凯像”券，虽有五种面额，而正背两面图案基本相同（仅面额不同），这当然是为了节省雕版费用。正面正中为袁氏半身像，免冠戎装，版式一般，背面为英文。但与以前各券相比，有两个特点：

    1、在袁像之下，印有“凭票即付中华民国国币x圆”字样，以前只称“通用银元”，表明这是与《国币条例》相配合的。

    2、下端边框正中有“中华民国三年十月四日”字样，以前是只印“年”，顶多到“月”，而无具体日期的。

    10月4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1913年10月4日是国会公布《总统选举法》的日子，根据该“选举法”，在军警的围困下，10月6日议员们被迫“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

    由此可知，周自齐、徐恩元二人是以此券来作为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纪念品，颇有“溜须拍马”之属性！

    注：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自幼习文练武，尤善骑射兵法。1874年从叔赴京读书，但屡试未中。1881年，赴登州投奔其养父袁保庆之结义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任帮办营务处。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随军东渡朝鲜，其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且作战勇猛，在平定兵变后被报为头功，故朝廷令其以帮办朝鲜军务之职驻扎藩属，协助训练朝鲜新军。1884年指挥清军击退“甲申政变”中的日军，得李鸿章之赏识，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直至甲午战争前回国。1895年，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使中国军队从八旗绿营制度改变成近代陆军，同时也培养了大量军官，逐渐形成北洋军系。戊戌变法时期，一度赞成维新，后又向荣禄告密，得慈禧太后信任。1899年升山东巡抚，曾镇压义和团。1900年庚子事变，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受战乱。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兼任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练就北洋六镇，又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形成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1907年，赴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中枢重臣。1908年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旋被摄政王载沣解除官职，归隐河南，韬光养晦。武昌起义后，于1911年11月1日复出，授内阁总理大臣。2月12日逼清帝逊位，15日当选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就职。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10月6日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5月，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同年12月12日宣布称帝，改元洪宪。此举遭到全国反对，并引发护国运动。1916年3月22日，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又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5月下旬忧愤成疾，后于6月6日病逝，时年57岁。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但他曾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统一，亦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则在于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