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中国银行的抗“停兑令”谈起
——兼记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
江南阳明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但仍计划以武力镇压西南，藉以维持其北洋系的原有势力。为此，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密策划合办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两行各地分行之所有库存现金约1000余万元以备急用，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
同年5月12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停兑令》，规定：“自即日起，所有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各省地方均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此令一出，也间接宣布了北洋政府财政与金融的破产，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与停兑风潮。
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理张嘉璈等人接到停兑令后，认为银行决不能停兑，若按照命令执行，则银行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希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崩溃。宋氏甚至表示：“官可以不做，钞票不能不兑现，钱来自老百姓，还要还给老百姓。”随即核算出沪行所存现金准备，约占发行总额及活期存款数额的六成以上，可以应付挤兑及提存风潮，纵有不敷之数，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
但中国银行具有官方银行性质，难以违抗政府命令，故处于两难之间。好在当年4月份，为防备不测事件，该行以商股股东成立了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举张謇为会长、叶揆初任副会长、钱新之任秘书长。经沪上各金融家等密商对策后，决定以商股股东作为后盾，采取如下措施以相抵制：
一、12日，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开会议决五项办法：“1、上海中国银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2、本行所有资产负债，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账之权；3、将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4、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5、将来各商家设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议。
13日，股东联合会登报公示，并由英国律师古柏和日本律师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后，再具函全权委托原经理宋汉章、张嘉璈照常主持营业；英国律师葛福来代表存户致函宋、张二经理，要求“将存款及钞票准备充足，照常兑付”。
二、由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常务董事蒋抑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控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副理有损害彼等权益行为，要求法庭阻止。如此行之，其目的是：在诉讼未判决之前，北京当局不能撤换现任经副理，以便宋、张二经理能够顺利执行预定之计划。
三、12日晚，由上海中行襄理胡善登联络银钱业，委托代兑钞票事宜；由沪行提供现款存放于代兑之南北各钱庄，每家现洋5000元；同时也委托各外商银行代兑，每家各存现洋数万元；这样可以分流挤兑人群，藉以维持钞票信用。
同时，股东联合会通电北洋政府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支行，阐明抗命理由：“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万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望合力主持，饬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最终，在以张謇为首的股东联合会的强有力支持下，中行上海分行的抗停兑令取得了胜利，大大提高了中行的信誉和地位。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16年6月，新任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在原任财政部制用局局长期间，曾私自向美商订印中行钞票，用款200多万元，而当时中行实收股款只有300万元左右。中行商股联合会认为其擅自以三分之二的股金用于钞票印制，是不顾中行利益的行为，遂电请政府收回成命，同时通电徐恩元，不承认他订印纸币花费的200余万元。但徐也对商股联合会不予承认，要求政府解散商股联合会，双方矛盾加深。同年12月，徐恩元调张嘉璈任重庆分行经理，张不愿接受这一任命，宋汉章认为徐此举是对上海分行的报复，愤而辞职。中行商股联合会挽留宋汉章、张嘉璈，要求两人不得擅离职守，并要求政府严饬徐恩元撤销调令。为此，张謇曾出面致电国务院总理，“务请饬该行不得逞私见而扰大局”。当时年关将近，银根日紧，如沪行业务受损引起市面恐慌，会引发风潮。在各方调停和压力下，徐恩元不得不撤销调张嘉璈离开沪行的命令。
1917年8月，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并主持实际行务。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主持修改《中国银行则例》，规定：官股、商股合计收足股本1000万元时，即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不分官股、商股，都由股东会选任，政府只能在5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和副总裁各1人，任期4年。如此行之，尽管政府虽然拥有最后决定任命权，但如果没有商股大多数股东的同意，董事就不容易选出，从而保障了总裁、副总裁不致随政局变动而随时更易。
同时，张嘉璈曾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为此，他专程由北京来到上海招股，先后向江浙财团、各大商业银行、交易所及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到商股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只留下象征性的官股5万元，而商股达到1971万元，占全部股份的99.75%。
至此，中国银行终于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成为独立性的国家级商业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