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中國銀行的抗“停兌令”談起

——兼記中國銀行商股聯合會

江南陽明 

1916年3月，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但仍計畫以武力鎮壓西南，藉以維持其北洋系的原有勢力。為此，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秘密策劃合辦中國、交通兩銀行，集中兩行各地分行之所有庫存現金約1000餘萬元以備急用，並建議發行一種不兌現鈔票。

同年5月12日，國務院正式公佈《停兌令》，規定：“自即日起，所有中、交兩行已發紙幣及應付款項，暫時一律不准兌現付現。……各省地方均不准私自違令兌現、付現，並嚴行彈壓，禁止滋擾……”。此令一出，也間接宣佈了北洋政府財政與金融的破產，很快便引起了全國性的金融恐慌與停兌風潮。

當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副理張嘉璈等人接到停兌令後，認為銀行決不能停兌，若按照命令執行，則銀行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希望，而中國整個金融組織亦將崩潰。宋氏甚至表示：“官可以不做，鈔票不能不兌現，錢來自老百姓，還要還給老百姓。”隨即核算出滬行所存現金準備，約占發行總額及活期存款數額的六成以上，可以應付擠兌及提存風潮，縱有不敷之數，尚有其他資產可以抵押變現。

但中國銀行具有官方銀行性質，難以違抗政府命令，故處於兩難之間。好在當年4月份，為防備不測事件，該行以商股股東成立了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推舉張謇為會長、葉揆初任副會長、錢新之任秘書長。經滬上各金融家等密商對策後，決定以商股股東作為後盾，採取如下措施以相抵制：

一、12日，上海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開會議決五項辦法：“1、上海中國銀行事務悉歸股東聯合會主持，以後政府不得提用款項；2、本行所有資產負債，移交外國律師，代表股東管理一切，並隨時有查賬之權；3、將準備金移交外國律師代為保管，上海分行鈔票隨時兌現；4、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兌；5、將來各商家設有損失，悉歸股東聯合會負責向南北政府交涉，歸正式政府承議。

13日，股東聯合會登報公示，並由英國律師古柏和日本律師村上代表股東接收全行財產後，再具函全權委託原經理宋漢章、張嘉璈照常主持營業；英國律師葛福來代表存戶致函宋、張二經理，要求“將存款及鈔票準備充足，照常兌付”。

二、由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常務董事蔣抑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分別代表中國銀行股東、存戶及持券人，各請律師向法庭起訴，控告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副理有損害彼等權益行為，要求法庭阻止。如此行之，其目的是：在訴訟未判決之前，北京當局不能撤換現任經副理，以便宋、張二經理能夠順利執行預定之計畫。

三、12日晚，由上海中行襄理胡善登聯絡銀錢業，委託代兌鈔票事宜；由滬行提供現款存放於代兌之南北各錢莊，每家現洋5000元；同時也委託各外商銀行代兌，每家各存現洋數萬元；這樣可以分流擠兌人群，藉以維持鈔票信用。

同時，股東聯合會通電北洋政府國務院、財政部、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地中行分支行，闡明抗命理由：“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兩行兌現付存，無異宣告政府破產，銀行倒閉，直接間接宰割天下同胞，喪盡國家元氣。自此之後，財政信用萬劫不復。滬上中國銀行，由股東會決議，通知經理照舊兌鈔付存，不能遵照院令辦理，望合力主持，飭令中國銀行遵辦，為國家維持一分元氣，為人民留一線生機，幸甚！” 最終，在以張謇為首的股東聯合會的強有力支持下，中行上海分行的抗停兌令取得了勝利，大大提高了中行的信譽和地位。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1916年6月，新任中國銀行總裁徐恩元在原任財政部制用局局長期間，曾私自向美商訂印中行鈔票，用款200多萬元，而當時中行實收股款只有300萬元左右。中行商股聯合會認為其擅自以三分之二的股金用於鈔票印製，是不顧中行利益的行為，遂電請政府收回成命，同時通電徐恩元，不承認他訂印紙幣花費的200餘萬元。但徐也對商股聯合會不予承認，要求政府解散商股聯合會，雙方矛盾加深。同年12月，徐恩元調張嘉璈任重慶分行經理，張不願接受這一任命，宋漢章認為徐此舉是對上海分行的報復，憤而辭職。中行商股聯合會挽留宋漢章、張嘉璈，要求兩人不得擅離職守，並要求政府嚴飭徐恩元撤銷調令。為此，張謇曾出面致電國務院總理，“務請飭該行不得逞私見而擾大局”。當時年關將近，銀根日緊，如滬行業務受損引起市面恐慌，會引發風潮。在各方調停和壓力下，徐恩元不得不撤銷調張嘉璈離開滬行的命令。

1917年8月，在梁啟超的支持下，張嘉璈出任中國銀行副總裁，並主持實際行務。為了擺脫北洋政府的控制，張嘉璈主持修改《中國銀行則例》，規定：官股、商股合計收足股本1000萬元時，即可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董事不分官股、商股，都由股東會選任，政府只能在5個常務董事中任命總裁和副總裁各1人，任期4年。如此行之，儘管政府雖然擁有最後決定任命權，但如果沒有商股大多數股東的同意，董事就不容易選出，從而保障了總裁、副總裁不致隨政局變動而隨時更易。

同時，張嘉璈曾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裏的勢力。為此，他專程由北京來到上海招股，先後向江浙財團、各大商業銀行、交易所及申新、寶成紗廠等大企業，募集到商股股份近600萬元。1923年，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將500萬元官股出售，只留下象徵性的官股5萬元，而商股達到1971萬元，占全部股份的99.75%。

至此，中國銀行終於擺脫了北洋政府的控制，成為獨立性的國家級商業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