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 如 磐 石 —— 汇 丰 成 功 的 根 基

镇海·蔡小军

 汇丰银行的成功，与其发起人的超凡实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将近150年前的一份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构成名单，这份名单中临时委员会共有15人组成，内中包括了英、美、德、丹麦、犹太及印度帕西族的成员，这些成员在当时的整个对华贸易活动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构成名单（1864年）  

 宝顺洋行，是继怡和洋行之后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私人的英国行号”。它的创始人是苏格兰人，也就是原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W.S.Davidson）。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鸦片之多，仅列怡和之后。该洋行除走私鸦片外，还涉猎航运、保险、贸易等领域。1805年曾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现代保险公司——谏当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30年后又在广州开设了於仁保险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之后又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专业保险公司。当时它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各个通商口岸，在香港、广州、厦门、上海、汕头、福州、九江、宁波、汉口、天津以及台湾的淡水、打狗等十二个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其业务已经从航运保险扩大到整个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并且还是印度一些银行在中国的全权代理。有了宝顺洋行的参与，对汇丰银行至关重要，所以它坐上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也是当仁不让的情理中事。

 位居其二的乃是琼记洋行，它是和旗昌洋行地位不分上下的美国洋行。其创始人奥古斯丁·赫德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来到中国，起先在旗昌洋行合伙，1840年退出旗昌，在广州组建新的琼记洋行。1856年移至香港，并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汉口和澳门设有分行。其经营活动也十分广泛，甚至染指于铁路建设。尤其在航运业方面野心勃勃，曾购进大批船只航行于长江，并联合其它洋行，成立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省港澳轮船公司。

 大英轮船公司当时已是在中国领海航行了一百多年的英国远洋轮船公司，曾被认为是所有悬挂英国旗帜的轮船公司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苏石兰的发迹，亦来自于该公司，起初在1852年时他只是这家轮船公司的普通一员，而当发起汇丰时已成为该公司的香港代理人，20年后更成为了该公司主席。苏石兰在香港很具有号召力，他是汇丰银行成立的第一大功臣。

 孻乜洋行是加尔各答的一家著名商行，它在中国的活动，主要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曾一度经理过港穗轮船公司，并于1865年曾插手广州至佛山的铁路计划。

 德忌利士洋行，起初是个钟表珠宝商行，并就此发家。后将业务拓展，曾创办和投资省港澳轮船公司和黄埔船坞公司等。其自身经营的德忌利士轮船公司，是南方航运业的重要角色，也是香港商界的佼佼者。

 禅臣洋行，是德国在中国最早的洋行，它的创始人西姆森于1847年来到中国，次年在广州成立这个洋行，之后又在香港、上海、福州、汉口等地设立分支，并在上海、香港、广州之间建立定期航线，主要从事中国沿海的转运贸易，同时在香港的很多英资企业也都有着它的投资股份。

 太平洋行的创办人原是宝顺洋行的看茶师，后来至十九世纪40年代才自己经营丝茶和棉货贸易。同时，它也是一个大鸦片贩子，一度成为与怡和、宝顺实力最相接近的竞争者。在参与汇丰之前，它在中国已经拥有香港、广州、上海、九江、汉口、天津、福州等很多分支机构，既是沿海航运的活跃者，又是很多英国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在华代理人。

 费礼查洋行亦成立于40年代，它也是外国在华航运和铁路侵略活动中的积极者。自1865年起，就自备船只专门航行长江，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处均设有分行。它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所有长江航线上的轮船均购自美国。

 沙逊洋行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犹太裔鸦片贩子老沙逊，自1844年由印度孟买进入中国，由于控制了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源头，所以在鸦片贸易中异军突起，并一举击败怡和、宝顺等洋行而独占鳌头。另外，它在香港地产、仓库、码头、保险等领域均有大量投资，尤其在地产方面最为活跃，一度被认为是香港最大的地产拥有者。同时，它在中国的势力也非常强大，因此在汇丰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董事会主席的席位一直由沙逊所盘踞。

 搬鸟洋行主要活跃于南洋，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巴达维亚、曼谷等地均设有机构，它的加入将成为汇丰银行在南洋发展的支柱。

 此外，公易洋行、广南洋行、毕记洋行、顺章洋行等，都在香港具有不可轻视的实力，同样它们在中国的经营也一直毫不逊色。

 除这些发起人之外，汇丰银行在成立之初，还从其他外商银行中挖来优秀的金融专家，如香港分行的第一任经理克雷梭即为法兰西银行香港分行的前任经理、第一位会计师格里哥乃是利生银行的卸任会计师、上海分行首任经理麦克林也是上海丽如银行的署理经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名单中缺少了英国和美国在华最大的两大企业——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其因在于怡和与宝顺洋行、旗昌与琼记洋行，都是水火不容的竞争对头，但汇丰在筹备之初的临时委员会中，仍给怡和与旗昌保留了席位。在1866年汇丰取得英国政府的营业执照后，当年12月旗昌洋行才正式加入，它的老板福士也随之进入汇丰董事会；1867年宝顺洋行破产后，怡和洋行变得更为强大，在汇丰长期善意的争取下，1877年这两大英资财团终于走到一起，当年怡和大班凯瑟克出任汇丰董事，并在三年后当选为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自此两大财团开始了紧密的合作，并一度联合筹办著名的中英银公司。

 洋行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尤其在银行出现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汇兑和金融周转业务，都是操纵于洋行之手。即便在十九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地银行的兴起，仍始终无法与洋行进行抗衡，银行的营业甚至常常还赶不上某些大洋行一个买卖外汇柜台的生意。汇丰的成功，主要是得到了诸多洋行的支持和参与，也使得原来分散在各个洋行的金融业务，逐渐集中到专业银行的手中。汇丰更以香港和上海为两大立足点，借助于各大洋行的力量，躲过了1866年席卷欧洲和印度的金融危机，并稳扎稳打的将业务拓展到了整个中国的主要口岸，迅速成为外商银行中的领军人物。

     虽然在随后的岁月中，各国股东陆续退出，汇丰最终成为完全由英国人所控制英资银行。但这些创始洋行的力量，才是汇丰成功的根基，也是汇丰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