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 如 磐 石

——滙豐成功的根基

鎮海·蔡小軍

 滙豐銀行的成功，與其發起人的超凡實力，有著莫大的關係。我們不妨先看一看將近150年前的一份滙豐銀行臨時委員會構成名單，這份名單中臨時委員會共有15人組成，內中包括了英、美、德、丹麥、猶太及印度帕西族的成員，這些成員在當時的整個對華貿易活動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滙豐銀行臨時委員會構成名單（1864年）

寶順洋行，是繼怡和洋行之後在中國開設的“第二個私人的英國行號”。它的創始人是蘇格蘭人，也就是原東印度公司鴉片部經理達衛森（W. S. Davidson）。早在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繳獲寶順洋行（又稱“顛地洋行”）鴉片之多，僅列怡和之後。該洋行除走私鴉片外，還涉獵航運、保險、貿易等領域。1805年曾在廣州開設了中國第一家現代保險公司——諫當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30年後又在廣州開設了於仁保險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之後又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的世界性的專業保險公司。當時它的勢力已經深入中國各個通商口岸，在香港、廣州、廈門、上海、汕頭、福州、九江、寧波、漢 口、天津以及臺灣的淡水、打狗等十二個城市都設有分支機搆，其業務已經從航運保險擴大到整個交通運輸等各個方面，並且還是印度一些銀行在中國的全權代理。 有了寶順洋行的參與，對滙豐銀行至關重要，所以它坐上了滙豐銀行臨時委員會主席的寶座，也是當仁不讓的情理中事。

位居其二的乃是瓊記洋行，它是和旗昌洋行地位不分上下的美國洋行。其創始人奥古斯丁·赫德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來到中國，起先在旗昌洋行合夥，1840年退出旗昌，在廣州組建新的瓊記洋行。1856年移至香港，並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漢口和澳門設有分行。其經營活動也十分廣泛，甚至染指于鐵路建設。尤其在航運業方面野心勃勃，曾購進大批船隻航行于長江，並聯合其它洋行，成立廣州、香港和澳門之間的省港澳輪船公司。

大英輪船公司當時已是在中國領海航行了一百多年的英國遠洋輪船公司，曾被認為是所有懸掛英國旗幟的輪船公司中“最值得驕傲的一個”。蘇石蘭的發跡，亦來自於該公司，起初在1852年時他只是這家輪船公司的普通一員，而當發起滙豐時已成為該公司的香港代理人，20年後更成為了該公司主席。蘇石蘭在香港很具有號召力，他是滙豐銀行成立的第一大功臣。

孻乜洋行是加爾各答的一家著名商行，它在中國的活動，主要是在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曾一度經理過港穗輪船公司，並于1865年曾插手廣州至佛山的鐵路計畫。

德忌利士洋行，起初是個鐘錶珠寶商行，並就此發家。後將業務拓展，曾創辦和投資省港澳輪船公司和黃埔船塢公司等。其自身經營的德忌利士輪船公司，是南方航運業的重要角色，也是香港商界的佼佼者。

禪臣洋行，是德國在中國最早的洋行，它的創始人西姆森於1847年來到中國，次年在廣州成立這個洋行，之後又在香港、上海、福州、漢口等地設立分支，並在上海、香港、廣州之間建立定期航線，主要從事中國沿海的轉運貿易，同時在香港的很多英資企業也都有著它的投資股份。

太平洋行的創辦人原是寶順洋行的看茶師，後來至十九世紀40年代才自己經營絲茶和棉貨貿易。同時，它也是一個大鴉片販子，一度成為與怡和、寶順實力最相接近的競爭者。在參與滙豐之前，它在中國已經擁有香港、廣州、上海、九江、漢口、天津、福州等很多分支機搆，既是沿海航運的活躍者，又是很多英國保險公司和銀行的在華代理人。

費禮查洋行亦成立於40年代，它也是外國在華航運和鐵路侵略活動中的積極者。自1865年起，就自備船隻專門航行長江，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處均設有分行。它與美國的關係非常密切，所有長江航線上的輪船均購自美國。

沙遜洋行的創始人，是著名的猶太裔鴉片販子老沙遜，自1844年 由印度孟買進入中國，由於控制了印度輸往中國的鴉片源頭，所以在鴉片貿易中異軍突起，並一舉擊敗怡和、寶順等洋行而獨佔鰲頭。另外，它在香港地產、倉庫、 碼頭、保險等領域均有大量投資，尤其在地產方面最為活躍，一度被認為是香港最大的地產擁有者。同時，它在中國的勢力也非常強大，因此在滙豐成立後的很長一 段時間，其董事會主席的席位一直由沙遜所盤踞。

搬鳥洋行主要活躍於南洋，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巴達維亞、曼谷等地均設有機構，它的加入將成為滙豐銀行在南洋發展的支柱。

此外，公易洋行、廣南洋行、畢記洋行、順章洋行等，都在香港具有不可輕視的實力，同樣它們在中國的經營也一直毫不遜色。

除這些發起人之外，滙豐銀行在成立之初，還從其他外商銀行中挖來優秀的金融專家，如香港分行的第一任經理克雷梭即為法蘭西銀行香港分行的前任經理、第一位會計師格裡哥乃是利生銀行的卸任會計師、上海分行首任經理麥克林也是上海麗如銀行的署理經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名單中缺少了英國和美國在華最大的兩大企業——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其因在於怡和與寶順洋行、旗昌與瓊記洋行，都是水火不容的競爭對頭，但滙豐在籌備之初的臨時委員會中，仍給怡和與旗昌保留了席位。在1866年滙豐取得英國政府的營業執照後，當年12月旗昌洋行才正式加入，它的老闆福士也隨之進入滙豐董事會；1867年寶順洋行破產後，怡和洋行變得更為強大，在滙豐長期善意的爭取下，1877年這兩大英資財團終於走到一起，當年怡和大班凱瑟克出任滙豐董事，並在三年後當選為滙豐銀行董事局主席，自此兩大財團開始了緊密的合作，並一度聯合籌辦著名的中英銀公司。

洋行都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冒險家，尤其在銀行出現之前，中國對外貿易的匯兌和金融周轉業務，都是操縱於洋行之手。即便在十九世紀40年 代中期，英國殖民地銀行的興起，仍始終無法與洋行進行抗衡，銀行的營業甚至常常還趕不上某些大洋行一個買賣外匯櫃檯的生意。滙豐的成功，主要是得到了諸多 洋行的支持和參與，也使得原來分散在各個洋行的金融業務，逐漸集中到專業銀行的手中。滙豐更以香港和上海為兩大立足點，借助於各大洋行的力量，躲過了1866年席捲歐洲和印度的金融危機，並穩紮穩打的將業務拓展到了整個中國的主要口岸，迅速成為外商銀行中的領軍人物。

      雖然在隨後的歲月中，各國股東陸續退出，滙豐最終成為完全由英國人所控制英資銀行。但這些創始洋行的力量，才是滙豐成功的根基，也是滙豐不可磨滅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