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洋场 · 烟馆 · 书寓”

镇海 · 蔡小军

在这枚1885年英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壹圆纸币的背面（钞票图片见右页），有毛笔手书“别有洞天是洋场、烟馆、书寓闱”字样，相信乃是当年某一使用者随手所题。 （一）洋场  洋场，即为老上海之租界。俗话说：“十里洋场，遍地黄金”，更是形容了租界的无比繁荣。在上海开埠后，为避免“华洋杂居”容易引发冲突，故而特划出租界，成为洋人的居住区。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县城以北的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岸建立，1848年美租界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建立，1849年法租界也在上海县城与洋泾浜之间的土地上建立。        开始国人称租界为“夷场”，1862年署上海知县王宗濂晓谕百姓，今后不得称洋人为“夷人”，违令者严办，于是“夷场”改称“洋场”。后来美租界沿苏州河两岸发展，英租界和法租界南起城河（今人民路），西至周泾和泥城河（今西藏南路和西藏中路），北面和东面分别为苏州河和黄浦江，周长约十里，故在清末之时即被统称为“十里洋场”。以后租界面积虽然不断扩展，但“十里洋场”之名却一直沿用之今。

（二）烟馆

 上海开埠后，鸦片走私迅速发展。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时输入上海的鸦片已达22981箱，价值1340万银元，超过前20年中国鸦片输入的总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上海鸦片进口量占到全国71％，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进口口岸和消费口岸。

 当时，上海英、美、法三租界当局向中国烟馆颁发许可证，并征收税款，并以此成为租界的主要财源。在租界的纵容下，鸦片成为合法的交易，甚至连报刊也公开刊登其行情。洋行在黄浦江边建造了鸦片船专用码头和仓库，并通过漕帮（青帮）转运到各地。

 上海的鸦片生意，初多由潮州人所经营，以郑、郭、陈三家族势力为最大（最著名的是“郑洽记”和“郭鸿泰”），后来又有了青帮的参与，例如上海滩最出名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亦合组有“三鑫公司”，一度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交易。从清末到民国，虽然政府和各社会团体一直都强调禁烟，但在租界和帮会的庇护下始终屡禁不绝。

 上海的烟馆，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仅县城就有1700余家，后多移向租界繁华地区，在南京路、福州路、九江路、宝善路、正丰街、棋盘街一带鳞次栉比。因生意兴隆，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甚至各种商店也都兼营烟业，其中：茶馆兼烟馆，出名的有四马路四海升平楼、青莲阁等；酒楼兼烟馆，出名的有南京路最乐居、易安、同安、同芳居等；书场兼烟馆，出名的有四马路小广寒、华众会、皆宜楼等；连张园、愚园等公众性园林，也都设有烟榻。

 至1943年时，上海全市仍有公开烟馆235家，吸毒者超过十万人。解放后，上海市政府严禁毒品，取缔烟馆，对毒贩采取严厉措施，强制吸食鸦片者戒绝。至1952年，除个别著名人士外，全市10万余名吸毒者已基本解除毒瘾，普通烟馆全部关闭。

（三）书寓

 书寓闱，即书寓，乃青楼之一种。上海的青楼，主要集中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相传太平军据东吴之地，禁娼，宁、苏、扬等地之妓女奔沪，入租界，分布于四马路中段，以路北的会乐里和路南的同庆里为中心，东起中和里，西至大兴里，北起三马路公阳里，南至五马路庆云里，形成亮丽之艳色，达百年之久。近代之政要军阀，文人墨客，才子佳人，无不在此流连忘返，红袖添香，实乃闻名遐迩之“温柔乡”。

 过去上海的青楼，也大有等级之分，主要依次分为书寓、长三堂子、幺二堂子、花烟间、广东堂子、咸肉庄、向导社、相公堂子以及日本、朝鲜堂子等。

 书寓，乃近代上海最高档次之青楼，其门首亦多标示“某某书寓”。书寓妓女称词史，又统称先生，通常“卖艺不卖身”，为客人弹唱、献艺、陪酒，不示色相。初集中于上海老城厢，操业者多为常熟、苏州籍女性，吴侬软语，美貌才艺兼备。至19世纪70年代后，不少书寓移至租界，留宿嫖客成为常例。至清末民初，传统的书寓已名存实亡，逐步被长三堂子所取代，故长三堂子亦有称“长三书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