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之百川通史话 

（镇海）蔡小军 

百川通，乃山西十大票号之一，始创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财东是祁县渠家的渠源浈、渠源洛、渠本立氏。祁县渠家，乃清末“晋商八大富豪之一”，在祁县城内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3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迄今仍留有渠家大院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错落有致，气势恢宏。该家族自明代即始经商，传至14代渠同海时“走西口”，远赴包头、内蒙一带经营粮油、茶叶、私盐发家，后又发展到绸缎庄、茶庄、钱庄各业，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资本，故其第17世曾孙渠源浈氏在创办票号时，特以曾祖的字“百川”命名，取“百川通”乃寓意“百川通大海，财源滚滚来，水到渠成，川流不息”。 

其资本银共16万两，分银股10份，另有人力股30份，以每4年开一帐，最多每股分红2万两，一般则在1万两左右，可见其营业极盛，获利匪浅。经理先后有武大德（平遥城内人）、渠川至（祁县人）、庞凝山（平遥人）、刘敬义、雷中寿（平遥油房堡人）等，多为钱业翘楚，知人善用，经营有方。 

总号设平遥城内，分号23处，遍及太原、太谷、祁县、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胡同）、天津、上海（兴仁里）、武昌、汉口、沙市、长沙、湘潭、常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梧州、桂林、广州（濠畔街）、潮州、汕头、西安、三原等各大要埠。 

北京分号乃一重点，多为结识朝中大佬，捕捉信息、投资官员，一度借垫过颐和园的“海军经费”、负责代办京城的昭信股票等，经理王浩廷氏交游广泛，在京城势力很大，曾任北京商务总会总办，颇负盛名。 

百川通的业务向以汇兑为主，主要揽接朝廷的各项汇解款项。据说经营之初，渠家与晚清重臣曾国藩、曾国荃、张之洞等交往十分密切，迄今当地仍流传有“百川通的银子，张之洞的门子”之民谣。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川汇解海军衙门款项、广东汇解顺天直隶赈灾款、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奉拨铁路经费、光绪十八年（1892年）湖南协饷广西修筑炮台银、光绪廿五年（1899年）湖南摊派英德借款项、四川汇解昭信股票项等等，类似这样的巨额汇款，百川通时常经手，不胜枚举。尤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时，西太后西逃经平遥，百川通曾恭迎圣驾，特备名厨进膳，并与其他八家票号共为湖南汇兑10万两京饷到平遥，备题用。 

除汇兑外，它还积极从事官款的存放业务，例如津海关的存款、云贵总督的协饷借款，甚至1911年广东官银钱局因铁路风潮被挤兑时，亦曾提供借款。 

此外，百川通还是最早与外商银行发生存放款的票号，也是在1885年最早使用电汇业务的票号之一，它的经营理念非常卓越，尤其在长江一带更是久负盛名、最具信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与风光，最终在经历了变革时代的金融风潮和辛壬战事后，百川通票号已元气大伤、无力为继，至民国七年（1918年）正式宣告歇业，历时共59年。 

附记：百川通票号的财东渠源浈为人精细、办事稳妥，就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票号业鼎盛之际，当年百川通加入盈利高峰，每股分红达2万两之时，他认为“有赚必有赔，今天赚得多，明天赔得多”，于是急流勇退，在分红后马上将股本抽出，第二年票号果然发生倒账风波，出现严重亏赔。进入二十世纪后，更因时局动荡，渠老财的理财方法变得非常保守，急骤收缩商业投资，却把大量的白银采取最原始的窖藏方法，但这也确实躲过了当年席卷全国的金融风潮。辛亥革命时，山西军政府成立后因财政困难，特向渠家提出借银几十万两，经阎锡山一再保证日后一定偿还，渠老财才勉强同意借银30万两，但还是在其中做了手脚，让银炉连夜将银化开掺假铸成元宝，虽然这笔借款后来也如数归还了，但其精明程度可想而知。据说，渠老财死后，他的后辈仅在其住宅一窑就曾挖出白银300万两。 

又值得一提的是，渠老财的长子渠本翘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官、商、绅一体的社会活动家，官居三品，曾任内阁中书、清廷驻日本横滨副领事、山西大学堂监督（即校长）、山西商会会长等职，倡导修筑同蒲铁路，为赎回矿权而发起创办保晋矿务公司，服务乡土，贡献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