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银 行 直 隶 地 名 券

（镇海）蔡小军

在中国银行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直隶”分支行的设置，但留存于世的却有“直隶”地名券，而且还是属于发行和流通过的券种。

就实物而言，“直隶”地名券分为“李鸿章像券”和“黄帝像券”两大类，而且还加印不同小地名。如此丰富的券种，究竟是在什么原因、何种背景下所产生呢？这个复杂的问题，十余年前笔者在孔祥贤先生的指导下，就已经深入档案去研究，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后，才总算找出一些端倪。

1914年，中国银行总行改组为总管理处，另成立北京分行，管理京兆地区的中行业务。同年，中国银行为试行推广发行，商准财政部在全国各县设立货币交换所，专事发行各小地名券，并决定先在京兆、直隶两区各县试办。

1915年4月30日，袁世凯大总统正式批准《中国银行货币交换所暂行条例》，6月1日成立货币交换总所，由中国银行拨发资本200万元，独立经营，并在北京、天津、保定、邢台、张家口五处先设立分所。不久，又奉大总统批令，“准归并中国银行办理”，中行随即开始清点账目，截止11月底止，所有亏累“由（财政）部核准发还”，12月1日起由中国银行负责。嗣后也因交换所开支浩繁，殊不经济，未及半载，就停办了。

货币交换所的开办虽然没有成功，但天津、北京两大分行却已正式发行了京兆、直隶及各县小地名券。

当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为了明确天津、北京两大分行发行与收兑的职权，在发行的纸币实物上还是作了明显的区分，这里面的奥妙在于：

天津分行发行的是“李鸿章像”直隶地名券，有壹圆和伍圆2种，其特征是所印“直隶”地名为黑色楷体。实物又细分直隶券和直隶小地名券，内中：

壹圆小地名券包括保（保定）、顺（顺义）、石（石门）、沧（沧州）、滦（滦县）、唐（行唐）6种（除保定券发行10万张外，其余5县各发行5万张）；

伍圆小地名券档案中没有详细记录县名（但记录共发行8万张），笔者之前仅见过“石”（石门）1种，此外就是森本勇先生珍藏的这枚“祁”（祁州，即安国县）小地名券。

北京分行发行的是民国元年版“黄帝像”直隶地名券，分壹圆、伍圆和拾圆3种，其特征是所印“直隶”地名为红色隶书。实物也细分直隶券和直隶小地名券，其中小地名券笔者已知有芦（芦台）、密（密云）、涿（涿州）、霸（霸县）、静（静海）、胜（胜芳）6种，另据说还有直隶张家口地名券等。

这些直隶地名券的版式差异，本是中国银行内部区分的秘密，并不对外公布。但万万没有想到是，在一年多之后，券种的差异竟然因停兑事件而被曝光了。

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爆发，财政部已无法解决庞大的军费，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密策划合办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两行各地分行之所有库存现金约1000余万元以备急用，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风声一起，两行遂陷入挤兑困境。

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下达《停兑令》，规定：“自即日起，所有中、交两行已发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各省地方均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此令一出，也间接宣布了北洋政府财政与金融的破产，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与停兑风潮。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率先抵抗“停兑令”，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5月21日，直隶绅商也组织维持金融临时会，宣布维持天津中、交两行钞票，并在《大公报》上首次披露了中国银行“直隶”券地名字体的差异，并声明对北京中国银行发行的直隶地名券，“一概不兑”。但在当局的干预下，维持金融临时会很快被迫取消，天津中、交两行钞票再度停兑。

7月10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总行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障碍，登报通告兑现本行钞票。此时，“李鸿章像”直隶地名券由天津中行彻底收回，而北京分行发行的是民国元年版“黄帝像”直隶地名券仍是低折的停兑券，备受社会各界诘责，最终一直拖到1918年以后才着手解决。

（跋：谨以此文纪念已故中国银行行史学家孔祥贤先生，他曾主持编写《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国近代纸币史》，著有《大清银行行史》、《红楼梦的破译》等，博古通今，治学严谨。早年有幸承蒙先生之教诲引导，才使得笔者能够在中国银行纸币研究领域颇有心得和乐趣，饮水思源，勿忘其本，特为之记！）